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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对外战略传统的非扩张性基因——《大学衍义补》的启示

国研院 时间:2017-11-23 作者: 朱中博 责编: 李敏捷

 



摘要:《大学衍义补》是一部涉及中国古代对外战略思想与实践的“衍义体”经典著作。其有关一元等级体制与二元现实结构的世界秩序设定,以及相应的“先内后外”的天下治理原则,重文德与防守而反对扩张的战略手段偏好,加上其对各统一王朝对外战略的评级(特别是对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等扩张行为的批判),体现了中国古代对外战略传统的非扩张性基因。这对于理解中国古代对外战略,思考当代中国的战略走向,均富于启示意义。

关键词:《大学衍义补》;研究视野;中国对外战略传统;当代战略实践

 

近年来,在中国崛起背景下,从国际政治或战略文化角度来研究、思考中国古代对外关系思想与实践,成为一大热点。其目的大体可归为如下三类。一是获取灵感,推进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的国际关系学研究,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二是以古为镜,观察和理解当代中国对外战略行为及走向。三是“资治通鉴”,提升中国外交实践的工作能力。[1]这些研究和思考,已取得诸多成果。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多数相关研究几乎都集中于“先秦时期”,对其他历史时期关注较少。这势必影响本领域研究视野的广度,影响对中国古代对外关系思想和实践复杂性的认知深度。因此,有必要将视野拓展到先秦以后的中国对外关系与战略理念。[2]

一、导言:《大学衍义补》的研究价值

丘濬的《大学衍义补》,是一部值得重视的先秦以外的著作。[3]丘濬是明代中期政治家、思想家,曾以礼部尚书之职兼文渊阁大学士,开创了明代由“尚书入内阁”的先例,[4]对“弘治中兴”不乏贡献,因而有“中兴贤辅”之誉。[5]他鉴于南宋著名理学家真德秀的《大学衍义》仅阐发《大学》“八条目”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等“六条目”,而“于治国平天下条目未具”,故而“博览群书补之”。[6]

《大学衍义补》以衍义“治国、平天下”这两个“条目”为要旨,全书共160卷、140余万字,下分“正朝廷、正百官、固邦本、制国用、明礼乐、秩祭祀、崇教化、备规制、慎刑宪、严武备、驭夷狄、成功化”等十二个“亚条目”。书成后,明孝宗“称善,赉金币,命所司刊行”;明神宗则为其重刊制序,赞其“揭治国平天下,新民之要,以收明德之功”;《四库全书》亦将其收入儒家类。该书并流传到日本、朝鲜半岛、越南,对儒家文化圈影响下的东亚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7]堪称“帝王之学”体裁——“衍义体”的经典之作。

《大学衍义补》的第十一个“亚条目”——“驭夷狄”,专论中国古代对外战略思想与实践,共14卷、9万余字,由“内夏外夷之限、慎德怀远之道、译言宾待之礼、征讨绥和之义、修攘夷狄之策、守边固圉之略、列屯遣戍之制、四方夷狄之情、劫诱穷黩之失”等九个“小条目”组成。它遵循“确立纲目,先经后史,诸子议论,自己按语”的“衍义体”诠释模式,[8]以阐发儒家经典文句为“引子”,继而梳理总结明朝中叶以前各个历史时期内,古代明君、贤臣、名将、大儒等统治精英阶层有关对外战略思想与实践的著名论述;对象包括从匈奴、突厥、吐蕃、回纥、契丹、蒙古等中原王朝的主要外部战略对手,到西域、朝鲜、日本、安南,以及真腊、阇婆等“海外诸蕃”。它还广泛引述历代“忠言嘉谟之臣”“运筹策,相与争于庙堂之上”的战略辩论内容,[9]历数各王朝处理中外关系的得失,乃至给出“上策、中策、下策、无策、更无策”等战略评级。可以说,《大学衍义补》对中国古代对外战略思想与实践论述之详、之深,所涉历史跨度之长、对象之多、精英群体之广,在古籍中堪称少见。

作为“衍义补”的代表作,它不仅反映的是丘濬本人的思想,更是中国古代精英阶层涉外思想的集大成,尤其体现了儒家对世界秩序及其维系手段的主张,提供了一种从中国的“春秋笔法”认识中国古代对外战略传统的视角,[10]进一步印证了中国对外战略传统中的非扩张性。鉴于其在涉外思想与实践研究领域的重要性,《大学衍义补》理应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研究与思考者的“案头书”。

二、《大学衍义补》揭示的中国古代对外战略逻辑

《大学衍义补》揭示的对外战略逻辑,[11]包含三个层次。一是世界秩序方面,由一元等级体制与二元现实结构组成,确立了对外战略服务的目标。二是天下治理原则方面,强调先内后外、重内轻外,确立了对外战略的优先针对对象。三是策略设定方面,突出强调修文德与军事防守的价值,反对军事扩张或以强欺弱,避免从内部或外部冲破中外二元结构的界限,从而给出了对外战略的手段偏好。

(一)对世界秩序的看法

世界秩序被认为由一元等级体制与二元现实结构组成,其内涵是人分华夷,地分内外,中国帝王居内以制四夷。

1、对世界一元等级体制的主观设定:以天下观天下

历史上从未存在真正全球性的“世界秩序”,近代以前的“世界秩序”概念只适用于各个时代人们已知的地理范围,每个地区都把自己的秩序视为独一无二。[12]《大学衍义补》认为,中国居于天地之中心,中国帝王天然是世界的最高统治者。这反映了中国中心论以及朝贡体系的典型观念,但也体现了中国古代精英阶层“以天下观天下”的胸怀与抱负,即“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13]

在理论上,中国帝王是世界的统治者、天下万民的主宰。《大学衍义补》指出,天地生物,其动者有三:中国之人、夷狄与禽兽。其中,中国之人居天地之中土,禀天地正气。中国帝王则立于天地之正位,以天地为量,以宇宙为境,“作民父母”“膺天命而主宰华夷”。[14]其之于天下,“盖之如天,容之如地”;其之于万物,“天覆地载,靡有所遗”;中国之民是其“赤子”,夷狄等“天地所覆载、具形体有知识者”也是其“赤子”。因此,圣人以天下为一家,以“父母之心”,对中外华夷“赤子”一视同仁,兼而爱之。[15]依照观念,中国天子,乃天下之首,居于上位;蛮夷,为天下之足,居于下位。[16]天子的光芒(‘丽天’),“万方之远无所不烛,彼夫星罗棋布之国,寸地尺天莫不在吾照临之下。”[17]

由于对朝贡体系的研究已经很多,本文对《大学衍义补》中的相关内容不再详述。[18]但需指出的是,上述观念表明,当中国统治阶层面对世界的时候,他被认为应该思考的是整个天下,而非只是“中国”,是将世界视为一元的治理体。所谓《春秋》之义,王者无外,欲一于天下也。[19]也就是说,在主观设定上,中国是世界唯一的“主权政府”,不单管辖中国,而且治理天下。世界秩序反映的是其眼中的“全球”一元等级制,而不是互相竞争的主权国家间的权力平衡。[20]

2、对客观世界的二元结构区分:以中国观天下

《大学衍义补》认为,中国帝王虽然是天下万民的主宰,但族群、地理、生活习俗、道义等先天、后天的界限,将天下民众分隔成了华夷两类。因此,要顺应天道人事,依华夷差别,予以差异化治理,尤其要注意内外之辨、华夷之防,而不宜追求华夷兼治。

将客观世界区分为华夷二元结构,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从族群角度看,天生人类有二焉,华也,夷也。华夏之人含天地正气,夷狄则介于人与兽中间。而且,华人比较统一,“夷”则分为多个群体。如,“夷”有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别。[21]二是从地理角度看,华夏居中,夷狄处外,上天以山川险阻为天然的界限、疆域,将华夷隔绝为内外两地。而且,夷狄又依方位不同,分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类,其或处山林险阻、暑湿瘴疠之地,或处大漠、高山之外不毛之区,与华夏膏腴之地形成鲜明对比。[22]三是从生活习俗看,中国戎夷五方之民各有特性,“不可推移”。尤其是夷狄“无父无君”,[23]与中国章服、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逐草随畜,射猎为生。其“不生圣哲,莫革旧风,不可训诰,礼义不及”。[24]四是从义利之辨角度看,中国之道,讲求敦信明义;夷狄之道,见利忘义,怀利尚诈。“中国所以为中国”,在于信义而已。[25]

鉴于华夷之间“势异而情殊”,故帝王对夷狄的治理模式,应该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随机而应变,因事而制宜,要在使之各止其所”。[26]而且,从治理能力上看,“先王之政”虽应该对华夷一视同仁,[27]但四海至广,夷狄众多,要做到“博施济众”,即使尧舜也力有不逮,遑论后世帝王。又鉴于“华夏居中,夷狄处外”的“中心—边缘”现实,对天下的治理顺序应该是“先王畿,次中夏,外四夷”,所谓“虽一视同仁,然必笃近而举远”,对夷狄并不必强求治理。这一原则,自尧、舜、三代皆不敢废。[28]

综述之,在目标层次上,中国古代对外战略具备世界情怀,带有主观上的一元性、等级体制特征;但面对二元结构的客观世界,中国帝王在治理政策上,被认为要因地制宜,采取二元治理方式,而不是严格贯彻主观目标层次上的一元性规定。这样一来,一元等级体制与二元世界结构的对立矛盾,得到了纾解,使得中国古代对外战略既显现出天下无外的理想情怀,又能顺应二元现实,而非强求天下一体目标的实现,从根本上消除了对外扩张的必要性。这种二元治理模式的具体原则如下。

(二)天下治理的原则:先内后外,重内轻外

《大学衍义补》指出,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未有不先根本者。[29]这意味着,二元治理模式有两大内涵:先内与后外。其含义是重内、轻外。

这两大内涵,突出体现在五服、九服等为表现的体制安排上。所谓“圣人之治,详内略外,观五服名义可见。”[30]五服之制见于《尚书·禹贡》,其以王畿为中心向外四面扩展,每500里划一服,分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等五服。五服之制的前两服(甸服、侯服)是华夏之地,为内、文明之地,以内治之法治之。中间的“绥服”,介于内外之间,为华夷缓冲区,兼治内外。后两服(要服、荒服)属蛮夷之地,为外,以羁縻甚至放任自流即可。进而言之,“治中国则法度宜详,治以必治也;治夷狄则法度宜略,治以不治也”。[31]所谓“治以不治”,指的是蛮夷之地,礼教所不及、圣王所不臣,[32]对其地不必“体国经野,设官分职”,而是用“声教讫于四海”的模式,通过治理好中国内部,使之“闻而慕之”、起而效之,达到间接教化目的即可。

五服之制在《周礼·职方氏》中,被扩为九服之制,分别为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与五服之制貌似不同,但“详考制度无不相合”,只是对五服之制中的绥服、要服、荒服作了进一步细分,并在五服之制的“荒服”之外,命名了一个“藩服”(参见表1)。[33]


1:五服之制与九服之制的对应

     《禹贡》五服之制

        《周礼》九服之制

王畿

王畿

甸服

侯服

侯服

甸服

绥服

(五百里)

三百里揆文教(之地)

男服(五百里)

二百里奋武卫(之地)

采服(五百里)

要服

(五百里)

三百里夷(之地)

卫服(五百里)

二百里蔡(之地)

蛮服(五百里)

荒服

(五百里)

三百里蛮(之地)

夷服(五百里)

二百里流(之地)

镇服(五百里)

更远的地方

藩服

注:本表根据郑樵有关五服之制与九服之制相合的解释整理而成,参见《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内夏外夷之限 上》,第1238页。

夏、周时期,作为中国历史的早期,疆土相对受限,因此有上述以每500里划一服的五服或九服之制。其之后的王朝版图虽有大的伸展,但由地理远近划定内外治理优先顺序的原则,并未发生质变。先内后外的模式,自尧、舜、禹、汤、文、武之王以后,得到持续奉行。[34]注:本表根据郑樵有关五服之制与九服之制“相合”的解释整理而成,参见《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内夏外夷之限 上》,第1238页。

简言之,所谓先内,是以内治为天下治理的根本,即治以必治,包括体国经野、设官分职等内涵;“后外”是指对中国以外的地区,“治以不治”,“正朔不及,礼教不加”,[35]以榜样作用间接教化。这种先内后外(或重内轻外)的原则,确定了中国在天下治理上“以内”为优先,意味着对外战略的根本在于“内治”而非“外扩”,在治理模式上进一步表现出中国对外战略传统的非扩张性。

(三)对外战略的手段偏好:重文德、重防御,反对扩张

对外战略的手段偏好,同样与先内后外的原则密切相关。即,先内后外的原则,落实到战略手段层次上时,强调修文德与军事防守,反对军事挑衅和扩张,以避免中外二元结构被从内部或外部打破。

1、先内后外的原则,更突出“修文德以来远”

如上文所言,先内后外,强调以内治为根本。具体到战略手段方面,“先内”则首先表现为修文德。所谓文德,是相对“武功”而言,“尚德化而不务兵戎”。[36]修文德,意味着内治要做到“有条理”,尤其君主要“儆戒无虞,罔失发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以及任贤能、远小人,以朝夕戒惧、谨慎的态度,避免“怠荒之失”,实现内部“善治”。[37]如果内治既修,那么,外治则无不举,“内者修,而后外者治,近者悦,而后远者来,华人安,而后夷人服”。[38]

内部治理好了,会产生两方面意义。一方面,“内政既修,外患自然不作”,“内修是外攘之本”。内部“善治”,上可以使外夷无进窥中国的念头和机会,下可以让中国面对外夷入侵时立于不败之地。[39]另一方面,往更高目标层次说,明王慎德,“内政既修”,可对外产生示范效应,“华风既盛,夷狄自然归仰”,从而实现天下一元(至少形式如此),[40]造成“四夷咸宾,无有远迩,毕献方物”的局面。若远人不服,中国帝王更要“修文德以来之”,而非“勤兵于远”迫其“服之”。[41]

因此,最上等的对外战略手段是,“化之而非征之”,对外患“未闻上世有必征之者也”。本书还援引尧舜禹及三代的经验为史证,指出“尧舜禹三圣之德”,地方不过数千里,却能“声教讫于四海”;殷周之地不广,却能“颂声并作,人乐其生,越裳氏重九译而献,”这些都是修文德、不好兵戎的结果。作者尤其对大禹“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而有苗格”的经典史例,作了详细阐释,强调了“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可行性。[42]

2、先内后外的原则,排斥对外扩张

先内后外,也意味着要避免穷兵黩武或恃强凌弱,不让内夏外夷的二元现实结构由中国统治者打破。

首先,对外征服,不符合《春秋》严华夷之防、内外之辨的精神,在“政治正确”上站不住脚。这从《大学衍义补》对“春秋笔法”的援引上可见一斑。如《大学衍义补》提到,《春秋》将齐桓公伐山戎表述为“齐人伐山戎”,而非“齐侯伐山戎”,意在讥讽齐桓公“不务德,勤兵远伐”,开了“后世之君劳中国而事外夷,舍近政而贵远略,困吾民之力,争不毛之地”的不好例子;其讽刺的目的是,“正王法”“以为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在这里,避免对外无故用兵,被奉作思想戒条,蕴含了规范性权力色彩。[43]

这是因为,“华夷各止其所,而天下安”,[44]无故对外用兵或挑衅,破坏了“华夷各止其所”的状态,扰乱了内夏外夷的二元世界结构,非“帝王之道”。作者指出,“夷狄无父无君”,但其“自在其域中,而出于吾之化外”,只要彼“不以其教而为吾中国之人之师,使中国皆习无父无君之俗,以其政而为吾中国之人之君,使中国皆为无父无君之民”,不以夷变华、乱华,中国就可以不必太在意。如果必欲使之“冠带以列位,稽颡而来朝”,这不是“帝王大中至正之道”。[45]

其次,扩张得不偿失,轻则令中国“罢弊”,重则引发内溃、王朝崩解。这是因为其地、其人对中国统治者的实际价值有限。如西部、北部及西南之地,皆限于重山叠嶂,大荒绝漠,地气既恶,非人所居之处;得其地不可居住、耕种,其民也不可“臣而畜之”。[46]如果为获取这些地方,必然有征伐之劳、馈饷之烦,付出成本太大,所以,依成本—收益计算,对外征服是“崇虚名而受实弊也”。[47]

作者并举出史例指出,周穆王无故征犬戎,秦始皇击匈奴、修长城,汉武帝、隋炀帝穷兵黩武等,皆属于“贪外虚内,轻民力,兴万里之师”,不仅损亿兆之财、更弃千万人之命,[48]兵连祸结数年,轻则致中国“罢耗”,重则令天下溃畔以丧社稷。作者还指出宋徽宗时,耗内贪外,结果自身不保,“九庙废墟”。[49]

除了反对穷兵黩武外,作者也反对以强凌弱,对外用强。大小国相处,应该“各得其所”。大国若恃其众大,非礼侵凌小国,小国愤而反抗,其对大国也足以造成“峰虿之毒”的效果。因此,大国对小国要有包容之心,不要妄动兵戈。[50]

可以说,从“政治正确”角度与成本—收益计算角度看,对外扩张、用强均是不可取的,防止内外二元的世界结构被中国自身破坏是必要的。

3、先内后外的原则,要求必要的军事防卫

从安全角度说,“内夏安”是先内后外的底线,意味着对外部威胁要正当防御和适当打击,不让夷狄从外部打破内夏外夷的二元结构,造成“以夷乱华、变华”。

自《尚书》记载的三苗之乱起,外夷常对中原王朝造成安全困扰,尤其以北狄为患最甚,有时达到几乎不可控的地步。如,秦汉之际,匈奴控弦之士三十万;隋唐之际,突厥控弦之士号称百万;五代及宋时,契丹“据中国地,用中国人,为中国害”。这些强大的外部力量,不时越过边疆侵犯内地,不仅对“中国居内以制四夷”的一元等级体制构成重大威胁,也对内夏外夷的二元结构产生直接冲击,因此,“王者之师”必须“奉天命以行天讨”。[51]作者将此暗喻为“田有禽”,即禽兽侵入田中,践踏庄稼,在这种情况下,“于义宜猎取则猎取之”。[52]

但打击外患应坚持两个原则。一是“薄伐”原则,即“来则惩而御之”,将试图打破内外秩序的入侵者适当惩罚,达到“遏绝乱略”目的即可。[53]作者引程颐评商高宗伐鬼方、朱熹等人评周宣王伐猃狁的话指出,夷狄侵中国、臣子背君父,皆属“天下之大变”。夷狄横,则中国危,因此,必须“攘夷狄”、“正中国”。但“古者帝王之勤远略,耀兵四裔,不过欲安内而捍外,非以求逞也,”因此“攘夷狄”“远伐暴乱”,要坚持“以救民为心”,将入侵者驱逐出去或适当惩罚即可,不可穷追猛打,更不可将反击外敌升级为对外征服,变成“骋威武,忿不服,贪土地”。毕竟,戎狄之侵如“虻虫之螫”,“驱之”就够了。[54]

二是“去则备而守之”的原则,即“设险以固邦国而捍寇仇”。《大学衍义补》指出,帝王之要法,对外患以守备为本。对“与中国边境密迩,累世战争”的胡戎及其他外患,要选将练兵,时时警备,[55]而警备的重要方式就是以山川为险隘,构筑以长城、要塞、亭隧等为代表的一系列防御工事。具体来说,自古“圣帝明王”,知夷狄之患,所以对封疆之守,“尤尽心焉”。筑长城,起于战国,扩建于秦,续筑于曹魏、北齐、隋等。这种长期性的防御工程虽然劳民,但“亦有为民之意”,在军事安全角度上是值得的。除长城外,还要重视边关要塞,并且“屯士卒以守之,使外之寇贼不得入”。[56]其目的是,“彼来犯我,我不得已而御之,使彼不得侵我境土、害我人民、劫我畜产”。[57]

简言之,“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作为中国帝王攘外安内的“要法”,[58]再次体现了中国对外战略传统的非扩张性乃至保守性特征。

最后,《大学衍义补》也意识到,历史上,华夷权力对比格局的重大变化,特别是当夷狄强大到不止是“虻虫之螫”,而是“夷狄横”时,常对中国设定的世界一元等级体制和内夏外夷的二元结构造成颠覆性破坏,造成“天下之势倒悬”,[59]甚至如中国帝王被杀或被俘(周幽王被犬戎所杀,宋徽宗、钦宗被女真俘虏等)这样的“世道之大变”,[60]换言之,即天下秩序大乱。丘濬回顾了历史上对这种局势的应对策略,包括西汉的和亲、贾谊的“三表五饵”、唐高祖对突厥“诡而臣服之”、石敬瑭对契丹称“儿皇帝”、宋代对辽纳币等。但这些方式均受到批评,因为它们背离“帝王慎德威怀之道”。“中国失政,四夷交侵”,才是华夷权力对比格局重大变化的根本原因。[61]因此,真正“帝王驭远之术”在于“合内外而一之”,“内无虞廷怠荒之失,外有周官九伐之师”。[62]也就是说,要像上文提及的那样,把握好先内后外的原则,就不会发生“天下之势倒悬”、世道大变的局面了。

三、中国古代统一王朝对外战略的评级排序

立足于上述中国古代世界秩序设定、天下治理原则、对外战略手段偏好等内涵,通过引述西汉严尤、唐代刘贶对周、秦、汉“征戎三策”的经典评述,以及援引宋代范祖禹、胡寅、叶适和丘濬本人等对明代以前各王朝战略得失的分析,[63]《大学衍义补》还进一步对各个统一王朝的对外战略得失评头论足,予以了相应的战略评级(参见表2)。

最上等的对外战略,被认为是“化之而非征之”。从这个标准看,只有虞舜“无怠无荒”,可以柔远能迩、治内安外,令殊俗之民向风慕义;周之“明王慎德”(这里仅指周代文、武、周公时期),也堪称成功,以文德而令四夷咸宾。这几个时期,均对夷狄“化之也非征之”,因此被视为在战略上“得上策”。

在此之后,周(周代中后期)、秦、汉三代均对夷狄采取了征讨行动,因此,丧失了“得上策”的机会。但如果从征伐角度而言,周代也称得上“得上策”(但相较于“化之也非征之”,只是“得中策”);汉代为其次,“得下策”;秦代“得无策”。如果秦始皇修长城能够循序渐进,不急功近利,则可拔高到“得中策”。

对三个朝代上述评级的理由是,由“从而御之,驱之出境,不复穷追”的角度看,周宣王时,猃狁内侵。宣王“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其视匈奴之侵如“蚊虻之螫”,驱之而已,符合“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的帝王攘外安内要法,因此谓之“得上策”,但与“化之也非征之”的虞周相比,只能是等而下之,“得中策”。汉代“得下策”的理由是,汉武帝凭借王朝富强,对匈奴深入打击,“虽有克获之功”,但穷兵黩武,兵连祸结30余年,造成“中国罢耗”、几至大乱的危险局面,因此谓之“得下策”。秦代为“得无策”。这是因为,秦始皇不忍小耻,“空国以事胡”,且不惜民力,急功近利筑长城,造成“中国内竭”,民众揭竿而起,终于颠覆秦朝社稷,因此“是为无策”。但丘濬认为,秦筑长城是为“御戎马之冲突”,不无安全防御的正当性,若慎用民力,渐修边墙,其战略评级可提升为“得中策”。

在批评了秦始、汉武“夸大喜功”、穷兵黩武后,《大学衍义补》又指出,隋炀帝“崇虚名而受实弊”,喜好对外用强,先后“下林邑,克契丹,大破吐谷浑,朝赤土,服伊吾,致高昌,降突厥,来处罗,无不如志”,但为征伐高丽,天下骚动,士卒死亡过半,百姓穷困,群盗蜂起,隋王朝遂以灭亡,与秦亡如出一辙,故而秦隋可并列为“无策”。

《大学衍义补》对唐太宗也提出了批评,认为太宗时,国家地非不广、民非不众,但其好大无穷,开辟“参天可汗道”,欲兼蓄夷夏,非“安中国之道”,后世当引以为戒。《大学衍义补》尤其援引房玄龄的话指出,太宗征高丽,是“内为前代报仇,外为新罗报仇”,坐烦中国,存小损大。从唐太宗“好大无穷”及无故征高丽看,其与汉武帝“好大喜功”相当,故而可视为在对外战略上“得下策”。


2:关于统一王朝的对外战略评级

历史时期

战略评级

理由

虞舜

得上策

化之而非征之

周代初(文武周公之时)

周代中、后期(周宣王)

得中策

(征伐策中的上策)

严守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守而备之的原则

历史假设修正后的秦代

汉武帝

得下策

(征伐策中的中策)

好大喜功,罢弊中国,

后世应引以为戒

唐太宗

元世祖

秦始皇

得无策

穷兵黩武,王朝灭亡

隋炀帝

唐玄宗

更无策

无故对外启衅,耗内虚外,甚或九庙废墟,社稷沦亡

宋徽宗

注:《大学衍义补》也从夷夏之防角度,对西晋统治者无视郭钦、江统等人的徙戎论”(这招致之后五胡乱华,自长淮以北,无复晋土,而为战争之场者,几二百年的严重后果)予以了抨击。但其涉及的问题在当时属于西晋王朝内部事务,不能归为对外战略,故而本文不将西晋列入王朝战略评级表中。参见《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内夏外夷之限 下》,第12501253页。


元世祖在位时,击缅甸、爪哇、占城、日本,无日不用兵,而且“击日本”造成“兵十余万死于海岛,还者仅三人”的结果。这被与秦皇、汉武穷兵黩武相提并论,元世祖也被批评为“求无用之物,害有用之人”“杀人以逞欲”,缺乏“君人之道”。因此,“后世覆二帝三王之位,为华夏人民之主者,慎勿效尤”。从这个角度看,元世祖至多被视为“得下策”。

此外,还存在一种“更无策”的战略评级。《大学衍义补》指出,“虏本不犯边,而出其不意以掩袭之者,岂非无策之甚哉?”。依据这一标准,本书中可发现两个“更无策”的案例。一是唐玄宗后期,杨国忠、鲜于仲通开南诏之隙,丧师近二十万;高仙芝击大食,丧师三万;安禄山讨奚、契丹,丧师六万等,这些都是故意对外挑衅的恶果。二是宋徽宗时,先是蔡京使王祖道等“凿空为功,举中国重赀,弃诸不毛”,而徽宗受其欺诱,“好大黩武之心一侈,耗内贪外”,此后又听信蔡京、王黻等言,任用童贯起燕云之役,结果“九庙废墟,社稷沦亡”。

《大学衍义补》在其他地方还多处提到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好大喜功及唐太宗征高丽的反面例子,并加以批判。如指出,“至于秦,兴兵远攻,贪外虚内,而天下溃畔;孝武皇帝厉兵马以攘四夷,赋役烦重,寇贼并起,是皆廓地太大、征伐不休之故也。”[64]

上述对各统一王朝对外战略的评级,进一步印证了中国对外战略传统的非扩张性特征。更重要的是,从中国的“春秋笔法”呈现了古代精英阶层对中国历史上对外战略得失的独特、真实认知,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四、结论

历史上看,一元的等级体制与二元的现实结构之间的矛盾,是古代东西方文明或帝国都曾面临的现实。面对二元的现实结构,如何实现一元的等级体制,战略方式上大概有两种。一种是以武力强迫消除二元结构,推行一元统治模式;一种是顺应二元结构,采取二元治理模式,同时仅仅将一元等级体制作为期待中的理想,而非实际上的目标。中国古代对外战略思想与实践即属于后一种。它坚持先内后外的治理原则,以“内治”为天下治理的根本,对外“以不治治之”,或仅强调通过榜样示范的作用,达到表面上的“四夷宾服”;而在实际的战略手段上,偏好修文德与军事防御,贬斥对外征服或用强,体现出了比较明显的非扩张性特征。

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中国古代非扩张性的对外战略传统,除了基于成本—收益的计算外,更是源于指导王朝意识形态的最高文本——儒家经典所承载的“其法一定而不可易,其规一定而可长守”的圣人、圣王教导,[65]即源于一种文化性或意识形态层次的规范或认知传统。正如上文分析的那样,它通过将穷兵黩武、对外无故用兵视为“政治不正确”,对历代王朝的对外战略行为进行了规范性约束,成为“万世之王中国者所当鉴戒”。[66]虽然,不时有王朝统治者走上“政治不正确”的道路,但当世和后世的意识形态批判,使得这类“战略脱轨”现象受到贬斥,而对统治阶层再次产生规范性约束。

赵汀阳先生认为,几乎任何理想的实现都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即如果人们都朝某种理想去努力,那么就可能实现这个理想。[67]举一反三,通过对《大学衍义补》的以上剖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理论启示,即:战略传统或文化大致能够通过三种方式对战略行为施加影响。一是以树立理想式目标或“政治正确”的方式正面引导、规定战略决策者去做什么,如同赵汀阳先生所说的那样,让“人们都朝某种理想去努力”;二是以划设禁区或“政治不正确”的方式,从反向层面规定战略决策者不去做什么;三是当战略决策者的主观能动性太强,突破规范性约束时,战略传统或文化能以历史批判的方式,使之成为反面典型,达到某种程度的意识形态纠偏,从而继续维护“政治正确与不正确”的区分标准。

外交部长王毅曾指出,霸道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扩张更不是中国人的基因。[68]《大学衍义补》呈现的中国古代对外战略传统的逻辑印证了这一观点。此外,从中国历史经验看,秦皇、汉武、隋炀等帝王,虽然一度冲破中国古代对外战略传统的规范性约束,穷兵黩武,但均被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中国历史上版图的扩大,也不是依靠秦汉、隋唐等以汉族为中心的王朝征服完成的。事实上,秦皇、汉武、隋炀、唐宗的征服“成就”,几乎在他们死后就迅速丧失,王朝版图在他们死后的收缩可以印证这一点。中国疆域大规模扩充并巩固,主要是在元、清两代。正如基辛格指出的,历史上,中国靠自己的成就和行为使外国心悦诚服,偶尔也采取军事行动“教训”冥顽不化的蛮夷,令其收敛。但蒙古人和满族人占领了中原后,被中原文化同化,连他们故乡的大片领土也被认为是传统的中国领土。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版图扩大不是靠武力征服。[69]折射当代,中国古代对外战略传统的非扩张性,也必将伴随当代中国发展壮大,并在中国未来的战略实践中进一步彰显。

 


[1] 毛泽东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中国前国务委员戴秉国据此指出,在这一份珍贵遗产中,也蕴含着卓越的外交智慧和深邃的外交思想。他强调,这些思想和智慧,深深影响了他在2003—2013年10年间率中方工作队与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法国、英国和欧盟等大国或大国集团进行的战略对话,且必将影响战略对话的未来。参见戴秉国:《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版,第367页。

[2] 参见陈拯:“<盐铁论>对外关系辩论与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研究”,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4期,第59-60页。

[3] 丘濬,亦被写作“邱濬”、“邱浚”或“丘浚”。据清代叶名沣《桥西杂记》记载,雍正三年,为“避孔子圣讳”,清王朝下令“丘”姓改“邱”姓。因此,“丘濬”的名字到了清代雍正以后,就变成了“邱濬”。当代社会,“丘”姓与“邱”姓也常自视一家。基于恢复当事人生存时期历史面貌的考虑,采用“丘濬”更为恰当。但写作“邱濬”也有合理性。新中国简体字改革后,“濬”一段时期内被“浚”替代。因此,“丘浚”、“邱浚”的写法大量出现。关于“邱”与“丘”姓的历史变迁,参见[清]叶名沣:《桥西杂记》,载于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桥西杂记及其他一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8页;刘乃和:“谈‘丘’与‘邱’——读史树青<邱逢甲自书诗轴>”,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第1期,第27-28页。本文参考的《大学衍义补》版本,主要是[明]邱浚著,林冠群,周济夫校点:《大学衍义补》,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本文注释中标记的引文页码,也指的是该版本中的页码。当前,仅有个别学者从思想史角度对《大学衍义补》的“华夷之辨”、御边之道思想进行了初步解读,参见李焯然:《丘濬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190页;石少颖:“从<大学衍义补>看邱濬对‘华夷之辨’的释读”,载《唐都学刊》2010年第1期,第75-80页,等。

[4][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百八十一·列传第六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199-3200页。

[5] 这是凌迪知(1556年进士)对丘濬的评价,参见李焯然:《丘濬评传》,第6页。

[6][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百八十一·列传第六十九》,第3199页。

[7][明]邱浚著,林冠群,周济夫校点:《大学衍义补》,正文之前第1-2页;朱人求,王玲莉:“衍义体在东亚世界的影响及其衰落”,载《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3期,第19-22页。

[8]“衍义体”是以真德秀《大学衍义》为典范的儒家经典诠释方式。其“本诸圣贤心术,以示帝王治道”,按“确立纲目,先经后史,诸子议论,自己按语”的次序,来推衍、发挥经义,重视经史互证、理事合一,以经世致用为导向、服务帝王为目的,因此成为帝王之学的绝妙体裁。该体裁在元明清风行一时,在中国内部以及儒教影响下的东亚世界都有广泛影响。参见朱人求:“衍义体:经典诠释的新模式——以<大学衍义>为中心”,载《哲学动态》2008年第4期,第65-69页;朱人求,王玲莉:“衍义体在东亚世界的影响及其衰落”,第19页;夏福英:“<大学衍义>所开创的‘衍义体’之特点——兼谈<大学衍义>的结构设计”,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41-42页

[9]《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征讨绥和之义 上》,第1275页。

[10] 新世纪初,赵汀阳先生曾指出,中国思想界存在一种按照西方的“春秋笔法”书写中国历史的倾向。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9页。

[11] 需要指出的是,古代中国对外地缘的含义并非一成不变。在某一阶段属于“外”的民族和地区,在另一个阶段又融合到中华民族之中;反之,一些曾属于中国的地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又以“外”的面目出现。参见张维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前言第2页;叶自成主编:《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12][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世界秩序》,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序言部分第Ⅸ-Ⅺ页。

[13]《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修攘制御之策 下》,第1295页。

[14] 参见《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慎德怀远之道》,第1259页;《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四方夷落之情 上》,第1328、1331页;《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劫诱穷黩之失》,第1356、1360页;

[15]《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内夏外夷之限 上》,第1240-1253、1360页。

[16]《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内夏外夷之限 下》,第1248页。

[17]《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四方夷落之情 下》,第1353页。

[18] 相关的研究评述,可参见许建英:“‘中国世界秩序’观之影响及其与中国古代边疆研究——费正清<中国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秩序>读后感”,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第35-46页;张微微,于海洋:“‘华夷秩序’研究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92-99页,等。

[19]《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译言宾待之礼》,第1264页。

[20][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世界秩序》,第277页。

[21]《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四方夷落之情 上》,第1328-1330页;《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劫诱穷黩之失》,第1356页。

[22]《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修攘夷狄之策 上》,第1284页;《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内夏外夷之限 下》,第1248-1250页;《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四方夷落之情上》,第1328页。

[23]《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内夏外夷之限 下》,第1247页;《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四方夷落之情 上》,第1329页。

[24]《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内夏外夷之限 下》,第1248-1249页;《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四方夷落之情上》,第1329、1353页。

[25]《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劫诱穷黩之失》,第1356页。

[26]《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四方夷落之情 上》,第1328页。

[27]《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四方夷落之情 上》,第1328页。

[28]《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修攘制御之策 上》,第1289页。

[29]《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修攘制御之策 上》,第1285页;《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修攘制御之策 下》,第1295页。

[30]《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内夏外夷之限 上》,第1237页。

[31]《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内夏外夷之限 上》,第1236-1238页。

[32]《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修攘制御之策 上》,第1287页。

[33]《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内夏外夷之限 上》,第1238页。

[34]《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劫诱穷黩之失》,第1366页。

[35]《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译言宾待之礼》,第1264页。

[36]《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劫诱穷黩之失》,第1357页。

[37]《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慎德怀远之道》,第1257-1258、1260页。

[38]《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修攘制御之策 上》,第1284页。

[39]《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慎德怀远之道》,第1258页;《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修攘制御之策 上》,第1285页。

[40]《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慎德怀远之道》,第1258页;《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修攘制御之策 上》,第1284页。

[41]《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慎德怀远之道》,第1258-1260页。

[42]《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慎德怀远之道》,第1258页;《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修攘夷狄之策 下》,第1295页;《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四方夷落之情 上》,第1331-1332页。

[43]《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内夏外夷之限 上》,第1241页。

[44]《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劫诱穷黩之失》,第1366页。

[45]《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内夏外夷之限 下》,第1247页;《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慎德怀远之道》,第1260-1261页;《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修攘制御之策 上》,第1287页。

[46]《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内夏外夷之限 下》,第1244、1248-1249页。

[47]《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慎德怀远之道》,第1260页;《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修攘夷狄之策 上》,第1290页。

[48]《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慎德怀远之道》,第1260页。

[49]《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修攘夷狄之策 上》,第1287页;《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四方夷落之情 上》,第1331-1332页;参见《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劫诱穷黩之失》,第1357-1358、1368-1371页。

[50]《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慎德怀远之道》,第1258页。

[51]《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四方夷落之情 上》,第1329-1330页;《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劫诱穷黩之失》,第1366页。

[52] 与此相对的是“禽不在田”。即,禽兽未踏入田中,只是飞翔奔走于山林之中,比喻夷狄未侵犯中国。在此背景下,若中国帝王基于贪欲,对外用兵,就好比是“穷山林以索禽”。参见《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劫诱穷黩之失》,第1355页。

[53]《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征讨绥和之义 上》,第1271页;《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修攘制御之策 上》,第1291页。

[54]《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征讨绥和之义 上》,第1268-1270页;《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四方夷落之情 上》,第1335页。

[55]《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守边固圉之略 上》,第1301页;《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四方夷落之情 下》,第1354页。

[56]《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守边固圉之略 上》,第1304-1306、1308页。

[57]《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劫诱穷黩之失》,第1359页。

[58]《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修攘制御之策 上》,第1291页。

[59]《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内夏外夷之限 下》,第1269-1270页。

[60]《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四方夷落之情 中》,第1339-1340页。

[61]《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内夏外夷之限 上》,第1242页;《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修攘制御之策上》,第1290页。

[62]《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内夏外夷之限 上》,第1242页;《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征讨绥和之义上》,第1275页。

[63] 本节下引内容,均来自《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修攘夷狄之策 上》,第1287-1290、1295页;《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劫诱穷黩之失》,第1361-1363、1368-1370页。除非出自其他章节,本文对相关引文不再一一标注。

[64]《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四方夷落之情 上》,第1331-1332页。

[65]《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内夏外夷之限 上》,第1238页。

[66]《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 四方夷落之情 中》,第1339页。

[67]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再版序言第5页。

[68] “王毅出席‘文明古国论坛’首次部长会”,中国外交部网站,2017年4月24日,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456265.shtml。

[69][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世界秩序》,第279-280页。

 

(发表于《国际观察》2017年第4期。本文与发表稿略有不同)